————2011年1月22日，受政务学院北京院友委托和校友总会的临时安排，谈了些个人感想，也希望说出了院友的部分心声。结构凭现场发言整理，文字有补充,已通过微薄 @棹元 发布。

值此辛亥百年之际，母校举办北京中山论坛，隆重追忆，挖掘和阐述中山精神，作为一名年轻的校友，对母校此举深表认同。这种认同是基于，我深信唯有中山精神才能引领这所高校。唯有将中山精神深深地扎根于广阔的社会土壤和国家的现代建设之中，学校的自主发展才会获得恒久的内在动力。

中山精神的本质上是海洋精神，它象征着自由，开放，以及敢为天下先的开创风格。自1840年国门洞开之后，中华文明就一直身处海洋文明的冲击和回应之中。不管是在国家命运的极端艰难时刻，还是改革开放的和平建设时期，中山精神都引领着中大人认清历史趋势，并自觉将中大命运扎根于国家建设，以及世界文明转型的大叙事之中。

一代代”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中大人，不断的走进和走出这所庄严的大学，也在走进和出走中不断地丰富着这一精神内涵，并日益形成了一个广阔的精神共同体。

于我个人而言，中大是我立志于公共服务的人生起点。在那所大学的潜修时期，我收获了相对完备的知识结构，科学系统的分析方法，独立的精神风格，以及志同道合的友谊。离开母校的这些年，我仍然非常关注母校的发展，这种关注基于我对母校一如既往的感念之情，更是源于我对中山精神的深切认同。

在历史上中山共同体曾引领时代风气之先。前辈们筚路蓝缕，开创性地推动建设了一个现代国家的雏形。今天我们不断的追忆和挖掘中山精神，正是因为前辈们追随的理想并没有完全的实现，我们依然处在一个现代国家制度建设的重要战略时期。我深信，中大的年轻校友们定能承续中山精神，将个人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紧密联系在一起，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母校的精神内核注入新的基因，为母校在新世纪的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长久以来，由于社会的良善之心难以转化为有效的援助行动，所以善良的人日渐沉默，积极的情绪日益减少，而消极和怨恨的情绪增多。

那种消极，沉闷，悲哀，无力的气息是最可怕的病毒，它只会让恶的力量变得更麻木，更恶，而善良的人变得更善良，也更痛心。社会必须变得更有力量，而当务之急首先是自救机制的培育。如果社会的积极力量不行动起来，那么可以预想的是，下一次的灾难依然是消极乃至于怨恨的情绪蔓延，依然是无能者的表演和失意者的悲情。

随着自然社会生态的急剧恶化，未来还充满很多不确定性。在这样的情势之下，民间的健康力量显然需要有所准备，尤其是对潜在灾难要有所准备。民间社会需要做好灾难的预防性救援机制，而不是坐等灾难来临之后，依然再一次无力地叹息，苍白的呼吁。而这种协作援助功能的实现，当前只能寄望于灾难援助类NGO，尤其是彼此跨地域，跨领域的协作。

中国的资源聚合和分配是非常奇怪的一种模式。从最偏远的地区，到小城市，省会再到北京，中国的资源是逐级聚合，吸收，而资源的分配却像一个喷泉，从一个中心点向外发散。这样的一个结果就是，越是远离中心的，外围的，接受资源越是困难。

单就这次西南大旱而言，一个最突出的矛盾就是，越是靠近城市的地区，援助会更容易，资源也越容易抵达，而越是偏远地方，也是救助资源的疏导末梢，援助的成本就越高。然而这种最偏远的地区，往往是灾情最重，自救能力最薄弱的地区。他们最需要得到帮助，然而由于资源的传导成本等各种原因，使得他们只能接受最微弱的援助，甚至于只能听天由命。

中国NGO的协作机制的尝试，将降低资源传输的成本，减少资源消耗。然而NGO在中国的起步很晚，很多NGO仍然囿于地域的区隔，没有与外界建立梯层式，常态化的呼应机制。NGO人士在专注于自身能力建设之外，也需要尝试协作模式。如果不能打破NGO领域的“条块分割问题”一旦面临大灾难，除了信息共享之外，根本就不可能对灾难进行有效的援助。

而要对灾区进行有效的援助，县城NGO是非常关键的节点。围绕县域NGO展开梯层式救助将会更有效果。外围形成县城NGO的资源储备库，时刻将物资、技术、服务转送到县城NGO，再由县城本地NGO将服务和物资送抵到乡镇和村庄。而在此过程中，借助互联网的信息聚合是基本的前提。经过多次磨合和训练，一个常态化的救灾链条或可实现。这样的救助链条越来越多，社会才会有骨架，灾区内外的人们才不会同时感到如此孤立无援。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 http://liang.im/68/feed 2 http://liang.im/67 http://liang.im/67#comments Mon, 25 Jan 2010 04:32:55 +0000 棹元 http://liang.im/67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30974

不管是主动求解，抑或半推半就，还是最终被迫上车，从中国社会心理和社会结构的角度来看，中国已经到了一个政治决断，宪政布局的关键时期。

单纯的道德义愤绝不能骂出一个转型局面，而祈望圣主的浪漫愿望也绝不会使得不受约束的公权力大发善心而主动受缚。更积极的转型局面只能基于中国政治的内在难题，而当务之急是使得这一内在难题日益公共化。这一切都有赖于民间力量的持久推动。近年来民间社会的成长可圈可点，点滴累进固然重要，而值此深度转型之际，基于中国现实政治的总体筹划则尤显必要。

然而随着时局的深入发展，知识界却显得与时局日益疏离。一方面是由于潜心于实证研究的知识分子声音尚未得到有效关注，更大的原因则在于文革后知识界作为一个整体从现实政治的实际后撤，至今仍然保持着静守书斋的清高传统。知识人多专注于精致的道德文章，而恪守政治理性并苦心孤诣探寻转型真问题的学者过于稀缺。

犹如一柄铁锤，唐福珍自焚事件一直压着胸口。一杆国旗和血肉之躯，并列在家园之上，仍未能挡住地方政府的步步逼近，绝望的公民在国旗旁点燃了自己的身体。央视反复播放的画面，夹带着无声的窒息和绞痛，被克制的愤怒仍在积蓄蔓延。这些天来，无论是私人聚会，还是公共舆情，都在反复临摹这幅画面，以及背后日益鬼魅的中国图景。

这些年来因拆迁征收出现的恶性冲突事件，触目惊心。每一次事件发生，都有废除现行拆迁条例的声音，都有呼吁政府尊重法治的声音。然而一而再的，冲突再次重复，地方政府依然我行我素。民怨的不断累积与地方政府的独断专行，日益撕裂着当前中国的社会心理。

唐福珍自焚事件发生不久，金牛区的城管局长就被撤职，然而这并没有阻挡汹涌的愤怒和怨恨。在六年前，南京也有被拆迁户自焚的事件，传统的管制思维那时尚有一定效果。如今，唐福珍自焚的极端性事件经由媒体的广泛传播，已经使得那种寄望于个体官员的撤职和舆情的焦点转移来化解社会冲突的陈旧套路，变得几无可能。

传统管制思维下的修补策略已经失效，相信中央政府对此也是心知肚明。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很多人所期盼的中央政府并未在此问题上有所作为。如果将唐福珍自焚的极端性事件，放在中央和地方政府博弈的张力中来审视，则可以看出，此事件凸显了中国在纵向权力格局上所面临的内在难题。

毋庸置疑，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发动机，地方政府这些年为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确实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而这种作用在当前中国经济必须保八的背景下，无疑尤显重要。然而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对公权力的滥用，在城市化过程中引发了越来越多的社会冲突。当前社会危机日益突出，与地方政府的过度工具化密切相关。可以不客气地说，很多地方政府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麻烦制造者，严重地损耗着政府整体的正当性。

具体到拆迁征收背后的土地问题上，地方政府实际上已经成为国有土地的把控者，就算是集体土地也可以轻易国有化，进而实际控制。在对土地的腾挪转移中，地方政府享尽好处，却将风险与危机实实在在地转移给了中央政府，以及整个政治结构。这就意味着，在涉及土地的交易过程中，地方政府获益最大，且多是以牺牲政府整体正当性和农民利益为前提的。

极大的收益却只对应着极小的成本，这自然大大刺激着地方政府多征多卖的无尽欲望。围绕土地就出现一个循环的局，当这个局越做越大，就渐渐走入一个死角。在地方政府膘肥体壮的同时，两大危机也日益凸显：其一，地方政府的基础设施投资大多靠土地抵押和出让，存在巨大的金融风险；其二，政府在对集体土地征收过程中，是以牺牲农民的权利为代价的，造成巨大的社会风险。这双重风险都暗含着巨大的社会危机。

尽管如此，中央政府对于经济高速增长的现实要求，又使得对地方政府不得不存有相当大的容忍度。中国的纵向权力分割本身就有很大的模糊性。近些年来，当社会冲突发生后，上级时常默认下级简单粗暴的处理手法。然而，随着社会危机日益显化和深化，这种不能多方共赢的模式迟早将被打破。

打破的力量既可以来自社会性抗争，也可以来自中央政府主动的制度求解。既要保证地方政府对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贡献，又要遏制地方政府将政府信用丧失殆尽引发的社会政治危机，对于中央政府而言尽管有些左右为难，但这种难题已经随着社会冲突的日益广泛而显得不容回避。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现在市场经济搞了这么多年，大概没有人怀疑，产权的极端重要性。当前我们谈改革，总是修修补补，不谈核心改革问题。拿产权问题来说吧，我认为首先要搞清楚党产和国产的边界。流行了很多年的一句话是：党和人民的利益。所谓的党和人民利益高度统一。真的是一回事吗？

前不久一个副局长说了一句话，你到底是为党说话，还是为人民说话。这句大实话背后的意思是，党和人民的利益不是一回事。这是我们的常识判断。而从理论上来讲，按照现代组织学的原理，任何一个组织，都有其利益基础和边界。在一个现代国家的框架下，首先要承认党有自身利益，然后我们才能根据其利益边界去界定清楚，什么是党的，什么不是党的。界定清楚了，我们才好监督啊，不然都是你家的东西，我怎么监督？就像前些日子风传的一篇文章谈到的，一个基本的共识要拿到台面上来了，那就是：这是国家的党，而不是党的国家。（担心很快被封不好玩，标题就取平淡些罢了）

当下，大学生的失业问题成为舆论的焦点话题。几百万的大学生不能顺利就业，可能会影响到社会的安定团结。基于这样直接而紧迫的缘由，全社会都在出谋划策，都在迫不及待的要将这大量的年轻人注入到工业体系之中。大学生就业难固然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背后的缘由及出路固然值得探究，但整个国家都在关心数字的现实不能不让人忧心忡忡。我们对于数字的关心远远超越了对人的风格和精神的观照，与我们这种漠然相对应的则是，整个国家急剧的世俗化，整个社会的心智在一片喧哗声中却日益走向封闭。在关注年轻一代的就业问题时，更紧迫的莫过于追问这一代年轻人的精神状况。
就整体而言，这一代人的精神生长是艰难的。从教育开始，到社会化整个过程，绝大多数年轻人就始终处在一种被塑造的境况。中学要去对付应试教育，大学要去应对严峻的就业形势。读书时，大多数心智被意识形态潜流所塑造，毕业后，大多数头脑又被利益再次塑造。而网络上的恶搞、小沈阳的恶俗小品等，又对大多数年轻人的生活情调进行了塑造。一路走来，年轻一代基本都是在强大的社会场域中被裹挟着前进，自我塑造显得困难重重。
像韩寒那种，能够摆脱体制束缚，有意识的完成自我塑造的新公民，在年轻人中间却是少之又少。在强大的传统和沉重的现实压力面前，大多数人的个人生活少有自我设计也很难去设计。这种整体的被塑造，不仅造成了价值观的混乱与倒错，更是日益严重的损耗了这一代人的创造性。然而，这种被塑造的命运并不仅仅是一个80后面临的问题。这几乎是每一代中国人的宿命。80后这一代能走出这样的循环吗？国家和社会需要做些什么，以激发他们去完成自我塑造？而这一代年轻人，又该怎样去对此时代提出恰当的问题？为此时代贡献一份恰当的精神礼物？
……我不知道有多少年轻人在思考这样的命题。
不管现实对于年轻人的评价如何，我终究还是看好这一代年轻人。他们恰恰处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时期，他们将见证并参与一个改革时代的国家变迁。与上一代人迷恋宏大叙事相异的是，他们少了些政治浪漫，多了些经济理性；少了些空泛的理想情怀，多了些具体的社会参与。不管他们今天的境遇如何，我始终深信，在他们之中，总有一些人循着内在的精神需求、凭着对共同体的本能情感和信念，要担负起到来的命运。他们是充满希望的一代，是可以为自身和社会做出内在革新的一代。我把这一代人称为：新公民一代。
和一百多年前满怀救亡忧思的变革者不同的是，新公民一代缺乏前辈通过艰苦斗争赢得国家安全和个体尊严的历史际遇，但通过去年大地震的表现，可以毫无疑问地肯定，和前辈们一样，新公民一代的内心大多充满着超越自我，服务社会的道德追求和人文情怀。与此同时，新公民一代正是伴随着全球化成长的一代，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他们是最有希望提升个体内在价值，关注转型中国命运甚至人类命运的一代中国人。
尽管这一切似乎都那么美好，但对于正在生长中的他们而言，要承担起更加艰巨的任务，还需要自身做更彻底的反思和检讨。在诸多问题当中，首先就需要反省一种集体化的犬儒主义。有一句俗话叫，胳膊扭不过大腿。长期以来，这种软弱无力的情绪在全社会蔓延。愤怒作为一种政治美德，正在日益的丧失，越来越多的人堕入到犬儒主义的巢穴，还嘲笑那些依然抱有希望的人。而要扭转全社会暮气颓丧的气息，需要新公民一代给全社会注入朝气与活力，在不断的社会参与中，有意识的建构起新公民一代的集体伦理和精神标识。
新公民一代，在避免犬儒化的同时，还需培植理性精神。作为政治美德的愤怒，并不只是单纯的情绪宣泄。单纯的情绪宣泄容易走火入魔，更容易走上暴力化的倾向。不管哪个民族，都有人将暴力视为壮举和英雄般的行为，历史上那么多愚蠢的教训也都提醒我们，不管理由何等的正当，崇尚暴力的冲动绝不会带来正义。而作为政治美德的愤怒，首先是将自身驯服在理性精神之下。这必然需要新公民一代不能仅仅满足于服务社会的道德冲动，还须日益培养起一种健康的、稳固的价值观。而为了厘清当前社会价值观的迷乱与倒错，帮助新公民一代从各种不加自省的主义中走出来，笔者建议中国思想界来一次精神运动，进行思想大讨论，厘清很多似是而非的主义，辨识很多潜藏其中的问题。
毫无疑问，只有把诸多的主义和问题，诸多的精神遗产摆出来，进入辩论，才能够使得年轻人在辩论中清理自身，夯实个体的内在价值。只有通过辩论，才能使得更多的年轻朋友将激情和理性融入同一个头脑，才可能在辩论中完成新公民的集体伦理，促使他们日益走向一个成熟的、具有行动力的信念共同体。在没有一个共同的精神父亲指出出路的时候，新公民一代必定要学会彼此搀扶，从人类伟大心灵所开辟的智性道路上吸取养料，同时又积极的面对中国的真问题。
在一代人丧失历史担当的遗憾之后，在一代人不断躲闪历史担当的同时，新公民一代需要更加坚韧的成长起来。祝福那些苦心孤诣的新公民，你们一定可以担当起即将到来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