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sted: 八月 14th, 2009 | Author: 棹元 | Filed under: 时事观察 | No Comments »
昨天从中午到晚上1点半，三个不同场合，听和说的脑力活动搞了一天。下午是一个内部研讨会。胡德平有个发言。他提到了他父亲胡耀邦当年给毛泽东写过一封信，说我们名义上是全民所有，其实是全民所无。现在我们对这种事实早已心照不宣。这种打着全民所有的国有，其实现在都变成了利益集团的后花园。胡德平提到，现在很多人分不清政府和国家等关系。我当时竖起耳朵，想看他能够说到哪一步。但很显然，他不可能再深入说下去了。
现在市场经济搞了这么多年，大概没有人怀疑，产权的极端重要性。当前我们谈改革，总是修修补补，不谈核心改革问题。拿产权问题来说吧，我认为首先要搞清楚党产和国产的边界。流行了很多年的一句话是：党和人民的利益。所谓的党和人民利益高度统一。真的是一回事吗？
前不久一个副局长说了一句话，你到底是为党说话，还是为人民说话。这句大实话背后的意思是，党和人民的利益不是一回事。这是我们的常识判断。而从理论上来讲，按照现代组织学的原理，任何一个组织，都有其利益基础和边界。在一个现代国家的框架下，首先要承认党有自身利益，然后我们才能根据其利益边界去界定清楚，什么是党的，什么不是党的。界定清楚了，我们才好监督啊，不然都是你家的东西，我怎么监督？就像前些日子风传的一篇文章谈到的，一个基本的共识要拿到台面上来了，那就是：这是国家的党，而不是党的国家。（担心很快被封不好玩，标题就取平淡些罢了）
Posted: 八月 12th, 2009 | Author: 棹元 | Filed under: 时事观察 | 1 Comment »
【这些天以来，一些更年轻朋友的激情和社会参与冲动，让我惊讶。这些年不断的有人在指责他们犬儒指责他们偏激，但我深知，在那个巨大的代词他们之中，有极少数人正在健康而积极的生长。他们虽才20岁出头，但对于国家前途的关注热情，让人感怀。通过网络SNS的互动，他们正在积极的寻求出路。在他们之中的个别人，对于国家和自身的反思深度，相信会让他们的前辈重新审视他们。我也深信，这些少数人一定有人会再次溺水再次屈就于更严峻的现实，但我同时也深信，一定还有人做了更严峻的准备，带着他们那不竭的热情，持之以恒的参与到社会进步中去。我希望和这一路活过来的年轻人，一起顶到底顶到某一个真正值得欢庆的时刻！帖一篇相关的旧文。】
当下，大学生的失业问题成为舆论的焦点话题。几百万的大学生不能顺利就业，可能会影响到社会的安定团结。基于这样直接而紧迫的缘由，全社会都在出谋划策，都在迫不及待的要将这大量的年轻人注入到工业体系之中。大学生就业难固然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背后的缘由及出路固然值得探究，但整个国家都在关心数字的现实不能不让人忧心忡忡。我们对于数字的关心远远超越了对人的风格和精神的观照，与我们这种漠然相对应的则是，整个国家急剧的世俗化，整个社会的心智在一片喧哗声中却日益走向封闭。在关注年轻一代的就业问题时，更紧迫的莫过于追问这一代年轻人的精神状况。
就整体而言，这一代人的精神生长是艰难的。从教育开始，到社会化整个过程，绝大多数年轻人就始终处在一种被塑造的境况。中学要去对付应试教育，大学要去应对严峻的就业形势。读书时，大多数心智被意识形态潜流所塑造，毕业后，大多数头脑又被利益再次塑造。而网络上的恶搞、小沈阳的恶俗小品等，又对大多数年轻人的生活情调进行了塑造。一路走来，年轻一代基本都是在强大的社会场域中被裹挟着前进，自我塑造显得困难重重。
像韩寒那种，能够摆脱体制束缚，有意识的完成自我塑造的新公民，在年轻人中间却是少之又少。在强大的传统和沉重的现实压力面前，大多数人的个人生活少有自我设计也很难去设计。这种整体的被塑造，不仅造成了价值观的混乱与倒错，更是日益严重的损耗了这一代人的创造性。然而，这种被塑造的命运并不仅仅是一个80后面临的问题。这几乎是每一代中国人的宿命。80后这一代能走出这样的循环吗？国家和社会需要做些什么，以激发他们去完成自我塑造？而这一代年轻人，又该怎样去对此时代提出恰当的问题？为此时代贡献一份恰当的精神礼物？
……我不知道有多少年轻人在思考这样的命题。
不管现实对于年轻人的评价如何，我终究还是看好这一代年轻人。他们恰恰处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时期，他们将见证并参与一个改革时代的国家变迁。与上一代人迷恋宏大叙事相异的是，他们少了些政治浪漫，多了些经济理性；少了些空泛的理想情怀，多了些具体的社会参与。不管他们今天的境遇如何，我始终深信，在他们之中，总有一些人循着内在的精神需求、凭着对共同体的本能情感和信念，要担负起到来的命运。他们是充满希望的一代，是可以为自身和社会做出内在革新的一代。我把这一代人称为：新公民一代。
和一百多年前满怀救亡忧思的变革者不同的是，新公民一代缺乏前辈通过艰苦斗争赢得国家安全和个体尊严的历史际遇，但通过去年大地震的表现，可以毫无疑问地肯定，和前辈们一样，新公民一代的内心大多充满着超越自我，服务社会的道德追求和人文情怀。与此同时，新公民一代正是伴随着全球化成长的一代，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他们是最有希望提升个体内在价值，关注转型中国命运甚至人类命运的一代中国人。
尽管这一切似乎都那么美好，但对于正在生长中的他们而言，要承担起更加艰巨的任务，还需要自身做更彻底的反思和检讨。在诸多问题当中，首先就需要反省一种集体化的犬儒主义。有一句俗话叫，胳膊扭不过大腿。长期以来，这种软弱无力的情绪在全社会蔓延。愤怒作为一种政治美德，正在日益的丧失，越来越多的人堕入到犬儒主义的巢穴，还嘲笑那些依然抱有希望的人。而要扭转全社会暮气颓丧的气息，需要新公民一代给全社会注入朝气与活力，在不断的社会参与中，有意识的建构起新公民一代的集体伦理和精神标识。
新公民一代，在避免犬儒化的同时，还需培植理性精神。作为政治美德的愤怒，并不只是单纯的情绪宣泄。单纯的情绪宣泄容易走火入魔，更容易走上暴力化的倾向。不管哪个民族，都有人将暴力视为壮举和英雄般的行为，历史上那么多愚蠢的教训也都提醒我们，不管理由何等的正当，崇尚暴力的冲动绝不会带来正义。而作为政治美德的愤怒，首先是将自身驯服在理性精神之下。这必然需要新公民一代不能仅仅满足于服务社会的道德冲动，还须日益培养起一种健康的、稳固的价值观。而为了厘清当前社会价值观的迷乱与倒错，帮助新公民一代从各种不加自省的主义中走出来，笔者建议中国思想界来一次精神运动，进行思想大讨论，厘清很多似是而非的主义，辨识很多潜藏其中的问题。
毫无疑问，只有把诸多的主义和问题，诸多的精神遗产摆出来，进入辩论，才能够使得年轻人在辩论中清理自身，夯实个体的内在价值。只有通过辩论，才能使得更多的年轻朋友将激情和理性融入同一个头脑，才可能在辩论中完成新公民的集体伦理，促使他们日益走向一个成熟的、具有行动力的信念共同体。在没有一个共同的精神父亲指出出路的时候，新公民一代必定要学会彼此搀扶，从人类伟大心灵所开辟的智性道路上吸取养料，同时又积极的面对中国的真问题。
在一代人丧失历史担当的遗憾之后，在一代人不断躲闪历史担当的同时，新公民一代需要更加坚韧的成长起来。祝福那些苦心孤诣的新公民，你们一定可以担当起即将到来的命运。
Posted: 八月 12th, 2009 | Author: 棹元 | Filed under: 时事观察 | No Comments »
今天去表哥家聚，饭后和老哥一起去洗了个头。老哥基本不怎么和洗头的说话，尽管洗头的大姐废话多，但我也会偶尔搭下话。老哥调侃着说我的一大优点，就是和遇到的人都能说上话。总会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们的生命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人。以前纯然是出于对他们头脑、心灵和生命的好奇，而总是要和“遇到”的人随性的交谈几句。大有天下的陌生人，都是昔日旧友之感。总是忍不住自己的分享冲动，把生命放得比较开。前年在北京和龙科畅谈过一次，不知是他无意还是有心，算是轻轻的提醒了我，既然这一生要做成一件事，就必须要时时保存能量。
在好几年前，我曾读到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的一段话，他是这样说的：“每次演讲会有几个固定听众，散坐在座位上。每次在演讲者几乎绝望的时候，演讲厅内就会跑进一大堆孩子，小孩子的妈妈或保姆，把半个演讲厅坐满。他们有的是要换换环境，有的只是要避一避实外的灰尘和噪音。演讲者便向这群被虫蛀的鬼魂和无法安静的小孩所组成的听众宣告他宝贵的记忆。他的记忆受到当时当地的阴冷所影响，就在半黑暗中说话的时候，他可以感觉到那些记忆一件一件离他而去，一件一件掉落，好像圆石跌进古井的底部一般”，和虫蛀般的鬼魂去诉说宝贵的记忆——当读到这些话，那种滋味如同苦胆，一直留在我的心底。
在龙科那次和我谈及要保存能量之后，保存能量的念头一直在我头脑回旋。在浩瀚的天地之下，必定有我要去的地方。而我相信，散落在各地的，一定也有同道的朋友要去到那里，但我深知，由于路途艰险，能够顺利抵达的幸存者，必定是少之又少。既然如此，只有克制住自己那旅游者的心态，不断的和擦肩而过的人频频挥手。在那迦南美境，去和最后的幸存者们一起干杯！
今天似乎是托马斯曼的忌日，刚刚和旨在成为小说家的小源漫聊，促使我想把这篇旧散记贴在这里。我对小源说到：你的道路本质上是无时代的，而我还是浸淫在时代之中。小源表示，总是时代在召唤我们，促使我们选择各自的道路。我所师法的那些大师们，他们是超越了时代了。而我个人，既不去追求也无法追求那些永世的名声。——我对小源的亲近之感，缘由大概就透露在他这几句散漫的言辞之中了。
Posted: 八月 9th, 2009 | Author: 棹元 | Filed under: 时事观察 | No Comments »
演讲系列之一：如何与知识分子打交道
【预告系列之二：我想以后能和大家分享一下：如何与底层社会打交道】
时间：2008-7-14 地点：云南·昆明
演讲人：棹元 录音整理：梁嘉琳
………（没录到）你要试着在大海里面冲浪，我打一个不恰当的比方：整个知识图景就像一片汪洋大海，而我们几乎所有人——90%多的人都是处在大海之下苦苦地挣扎。他们会觉得他们的知识不够，他们会觉得在现实中很难如鱼得水，他们会觉得价值观念漂移不定左冲右突，除了价值的重负，还有各种各样东西世俗的事务纠缠于身，很难活得自由自在。他们就像溺水的人一样在苦苦挣扎，而极少数的人能够在波涛汹涌的海面上冒出一个头来，如果他们水性稍稍好一点的话，就能够在自由地戏水。而在畅游的少数人当中，又只有极个别的人，他们能够真正地在万丈的海面之上挺立，犹如一尊海岛，有着超越的自由意志和稳固的价值观，带着创造力，守护着人类这一篇知识图景。这样的人只能是历史上的极少数人。而真正的高水准对话，就像是波涛汹涌的海面上的海岛之间的对望一样。也许我们一辈子都很难遇到那极个别的，精神性、心志、判断力方方面面等非常卓越的人，但，诸位，毫无疑问，对于一位有志于成为卓越记者的人来讲，显然需要有必要的准备。试想一下，如果你自己都在海平面底下挣扎，怎么能够海面上的人交流呢，怎么能跟海面上傲然挺立的人交流呢。我们有一句俗话：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这句话暗含着太多的自我安慰。巨人的肩膀就是那么容易爬上去的吗？或者说，巨人的肩膀就是为了供那些不是巨人的人爬到他肩膀上去的吗？那只是一种自我满足的幻觉。你以为你爬到了巨人的肩膀上，实际上巨人会把你狠狠地摔在地上。在现实生活中，你总会遇到这样的人，谈起他和某某牛人见过，和某某牛人还吃过饭，甚至那牛人就曾坐在他的身边，但那又怎么样？如果不能进行更为丰富的内在交流，除了证明那是一次次失败的擦肩而过，还能说明什么？所以，在任何一次航行之前，我们必须检修我们的装备，为了等到一位未来的朋友，我们必须对自己进行一种相对彻底的反思，探索自己方方面面的极限，反思自己到底有没有准备好和那些到来的山峰交谈，如果你的目标只设定在500米的小山坡，那么你永远没法和5000米的山峰对话。去年十七大报道总结会，我曾在珠海的会上也说起，真正的交流就像是树木一样，只能发生在相同的高度。枯瘪的蔓藤是没法跟大树交谈的。
一位曾在知识海洋里冲过浪的人，不管他现实中是否到过哪些地方，甚至他足不出户，但终归他都是一个见过些世面的人。这与一个跑过世界很多城市但本质上没见过世面的人有着根本性的差别。
而要我们和那些山峰对话，第一步，是要成为一个见过世面的人。试想一下，如果一个人见识了波澜壮阔大海上的飓风大浪，他怎么还会对二三流的水手表现出崇拜之情呢？然而由于我们的文化结构基本是一个父子结构，所以，一谈到到大海上冲浪，我们很多人可能首先想到的，是老师，是父亲。如果父亲在世，似乎永远我们都无法独自冲浪。但是，朋友们，回想一下我们父辈以及祖辈的时代和教育经历，我们就知道，把希望完全寄托在长辈的指导上是及其幼稚的。少数前辈的智识固然需要吸取，但对于我们这一代人而言，更重要的则是，必须，早就应当学会自我教育。自我教育不是关起门来自我教育，而是在历史中、在生活中去寻找真正的老师，去和他们尽情的交谈和分享。尽管这其中饱含艰难，但我们必须这样做。正如斯特劳斯在论述自由教育时所説，这必将是一次勇敢的冒险。它要求我们完全冲破智识者的浮华世界，冲破它的喧嚣、它的浮躁、它的无思考和它的廉价。它要求我们将所接受的观点都仅仅当成意见，不断的与时空中最伟大的心灵去交谈，而这样一种自由教育将馈赠给我们一种美好的经历，是从庸俗中的解放。
当然，要形成这样的习惯是需要耐得住寂寞。但当我们已经习惯于和最伟大心灵交谈的时候，当你再和那些所谓的很有才华和知识、实际上，也许是很一般的学者交流时，你丝毫不会有智识上的压迫感，但你也不会因此而虚骄。如果你和他的交谈有着足够的运气的话，你们会共同的在真问题，在伟大的问题下面变得谦卑。这种智识、心志上的准备是非常必要的，但这不是我今天要谈的第一个话题的重点，但这是一个前提，在此之上，我们才能接下来探讨更多的东西。
二、须对知识有一种正确的态度
之前我谈论了知识、心志等等这些东西的重要性。接下来我要谈谈如何看待知识，我们对待知识应当有一个怎样恰当的态度。在我们这个看似信息很爆炸、实际上思想很贫乏的时代，通过你对周围人的观察，你会发现，就对知识的态度上，总是会表现出两种较为极端的状况。第一类就是对知识表现出不屑和轻蔑。因为在这个经济资本时代、一切向钱看的现代空气之下，大家不再觉得知识是什么玩意儿，大家觉得你有权力或资本才牛。对于这一类人，我没有什么过多需要説的。重点是第二类人，这类人信奉的是知识帝国主义。要么是试图通过知识操控世界，要么就是对知识顶礼膜拜、趋之若鹜。历史上不乏前者，而我们的生活世界不乏后者。好像遇到个大学者或者大知识分子就觉得哎呀，高山仰止啊，就有点把持不住自己。你看安源工人，对待李立三这样的“知识分子”，多么的高山仰止。现在你到云南的偏远地方去，知道你是学者，就算你只是个大学生，都有可能把你当作知识分子好好的仰止一番。
马克思说，我们能够通过知识认识规律。列宁进一步说，我们能够通过知识掌握规律。斯大林比列宁还进一步，説我们可以控制规律。到了毛泽东，他就是规律。我为什么跟大家讲这个东西呢，我是把它当作笑话来讲的，其中透露出对知识的自负，对理性的自负。他们觉得可以通过知识认识规律、把握规律、控制规律甚至自己就是规律。整个20世纪的集权政治和计划经济带来的严重后果已经向我们表明了，由知识的自负带来的对人类的伤害和教训是非常惨痛的。我们必须首先认识到知识的边界、理性的限度。我们大家都知道知识就是力量这句话，但是知识确不是万能的。
除了这些历史上的笑话，还有一些生活的例子。我身边有一些特别喜欢读书的朋友，少数人对知识有一种焦虑感，书店里每隔一个月甚至一个星期又有新书了，新书就一直循环往前，有些人就觉得，哎呀这书读不完啊，知识和信息的充分对他反而构成了一种折磨和压迫，就不断的读，像驴子吃草一样，不断的吃吃吃。现实中这样的人一定不少，他们会觉得，别人都是那么地健谈，那么地有知识，我却开不出口，我甚至提不出一个恰当的问题，久而久之，就会对知识产生一种似是而非的敬畏感。我觉得这也是对知识的不好的态度。我们领受了越来越多的知识，但是这些知识并没有对我们的生命、对我们与世界的关系，有一种很从容的把握，有一个很舒展的把握。那我们要这些知识干什么呢？
尼采曾经做过一个很好的比喻：一个人如果幸运的话，会经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骆驼的阶段，骆驼就是一直埋头吃草，从不抬头看天，它永远都觉得自己饿。它非常老实，总是处在一种等待指令的状态，必须要有人告诉它，你应当如何如何。就像有些人永远觉得自己知识不够，那些书店里新来的书，那些老师的教导，整天都在暗示他是一个野蛮人，读的书不够，要读书、读书、读书，直到书把自己吃了。
第二个阶段就是狮子的阶段，有些人读了书以后吸收了些思想观念。然而思想体系是非常复杂的，有些东西相互冲突、妥协和矛盾。在尖锐对立的价值观当中，你需要选定你的立场。如果你没有稳固的价值立场，东一锤子西一榔头你会被这些知识搞糊涂的。立场问题，这是我们等会要探讨的另外一个话题，暂且打住，还是接着上面的谈。
在座有的戴眼镜，有的不戴眼镜。我打个比方：有些人天生视力非常好，但是知识就像那一副副眼镜，他本来不近视，你给他配眼镜后反而把他搞近视了，但是这样的人在人类时空中是极少数的。这样的人不仅能够看清眼前的事物，还能看清远处的事物；不仅能够看清历史中的事物，还能看清未来的事物。比如六祖这样，但我们这些凡夫俗子不能奢望自己也是顿悟之人。我们绝大多数都或多或少有些近视，我们需要配眼镜，但是如果不是配一副恰当的眼镜，同样会对你的视力有损伤。我希望大家认识到，我们固然可能通过知识、概念、模型、知识界提供的那一套套方法去认识整个世界，使得自己变得更加从容，但是与此同时，我们必须要意识到这种玩意儿的限度，它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它某种程度上可能让我们变得更加丰富，但是，知识是一把双刃剑。如果我们不能意识到知识可能对我们的遮蔽，那么知识系统迟早会成为你生命的一个笼子。你在这些由概念构筑的城堡里面，看似活得更有安全感，稳持当下，但事实可能处于被奴役状态而不自知。
对于极少数人的天才式人物来说，知道不看什么书更加重要。但是对于我们绝大多数人，没有那样的天赋，只能在知识的海洋里苦苦练习，使得自己最终成为一个二、三流的水手。
当你对知识本身有一种恰当的态度，既能够看到知识的价值，又能够认清知识的限度，你再跟现代人，给那些知识人打交道就不会有压迫感，不会再有拘谨、紧张和不知所措。当你和知识人炉边齐坐之时，你需要的，你只是激发他丰富地展示自己，同时激发他认清自己的限度。而在更多的时候，则是你回到小孩的阶段。
三、要辨识真正的知识分子
我还想说的是，和人打交道，尤其是和知识分子打交道。对于大多数人观念人来说，我们看他的人更多地是看他说了什么、去看他的作品，去认识他、接近他。但是我要提醒诸位的是，我们不能被这些东西蒙蔽，对于极少数人来说，我们还要看他不说什么。你必须意识到人的丰富性，必须意识到语言的限度，必须意识到语言世界之外还有更广阔的世界。在人群中行走，你眼睛里看到的可能都是人，但是你还需要看到一种空旷，海德格尔把它称为“林中空地”，必须看到人的理性之外更超验的部分。唯此你才能更从容地跟二流、三流的人打交道，并且继续做好准备去和那些一流的人相遇。
“知识分子”这个概念来自西方。余英时在《士与中国文化》中阐述了西方知识分子传统和中国“学而优则仕”传统在现代的融合和交错。我们通常说的“知识分子”是一个很含混的概念，其中又分为各种各样的人。你跟很多知识分子打交道会发现，西方从柏拉图开始，就是一个知识和权力互置的系统，很多有知识的人进了政界，很多政界的人进入研究所，知识和权力之间暧昧不清。我们和知识分子，尤其是公共知识分子打交道的时候，首先要认识这一点。
我这里简单区分两类知识分子：第一类就是试图用整套系统全面地解释这个世界的人，并且对世界的各种问题提出普遍性的解决方案，他们没有耐心面对具体的问题，他们要做的是全面地、系统工程一般地解决整个人类问题，就是我刚才说的试图认识规律、掌握规律、控制规律的人。我需要提醒诸位，遇到这样的知识分子，需要对他们保持高度的警惕。其实大家对历史熟悉的话就会发现，那些试图带领全人类奔向一个美妙的乌托邦的知识分子，后来给这个社会带来的是奉献还是伤害，他们可能是披着知识外衣的商人、野心家或者政客。北京有极左、中左、中、中右、极右的知识分子，他们各自的立场、诉求、背景、文化观念完全不一样的时候，你对他们要保持克制和警惕，因为这些人很可能就是未来糟糕的政客，他们不过是披着知识的外衣，去完成知识向权力的转化而已。
另一类就是真正的知识分子。他们能够意识到一个更广阔的背景，他们有一个全球化、多样性的角度来体认这个世界，他们能够意识到这个世界有它内在的逻辑，他并不试图去超过它。但是，出于一种天然的责任感或者社会良心的自我要求，他们对这种东西能够保持极大的警惕，他们崇尚自由但不强迫，他们自由的意义不在相互孤立，而在去联合，他们宽容地和暴力、邪恶作斗争，他们提倡每个人自由地舒展自己，他们看起来会为一个陌生的人、一个不知名的国家挨饿、而感到难过，他们会意识到自己和整个世界的高度关联性，和一种看似漫无边际的责任感，在他们专业领域也许相对自负，但是在于世界的交道时他们总能给恪守恰当的位置。我觉得这样的知识分子是少数人，作为一个有志于和知识分子打交道、有志于提升自己的政治记者，我希望大家找的是这样的知识分子。和这样的知识分子相遇，你们会彼此丰富，会彼此提升生命的精神性，会让彼此更多地看到自己，并且让我们更加融洽、更加从容地和整个世界打交道，并且这样的知识分子会不断提醒你每个生命有一个更加丰富的内在，他会让你意识到每一个生命的重要性，并且他并不绝对地让这个人的重要性去替代另一个人的重要性。在他那里，一切事物都是非常复杂的，一切个体都是异常珍贵的。我们要意识到，社会的制度、规则、人心、文化，在历史的长空中，他们时而合作，时而冲撞，包括我们今天，也在进行观念的交换和互动。总体而言，在一个更广阔的空间里，甚至是生者和死者的世界里，历史和未来的世界里、生活的大地和天空中，都是相互关联、相互依存，无时不刻不在发生运动，这都是非常复杂的，层次感非常丰富的立体化的东西。我们需要知道自己生活在这个立体化的结构中。那么，我们跟这些人打交道的时候，不管他是高高在上的君王，还是打扫卫生的阿姨，你都会谦和而富有尊严地和他们交谈，你不会觉得君王有多么高，而清洁工有多么低贱，从人本身的意义上讲，他们都是平等而尊贵的。我们需要掌握这些视角，避免符号化地看待人物。今天中午我和王雷在附近吃面的时候，遇到在座一位记者，他没有叫王雷为王总，这样的一个细节让我回味了一下。这样的老总是难得的。在一个官僚行政单位里，一个小小的处长，你叫他名字，他可能就非常地不高兴。我们要尽可能的撇开这种符号性的交往，这种交往是程式化的，没有意义的，不能彼此激发、彼此丰富。我们需要打开人与人之间的空间，实现人与人自身的交谈，我跟你交谈，并不是因为你是什么什么长、什么什么总，而是因为你就是你，我就是我，我相信你的可能性，你也相信我的可能性，你相信我能激发你，我也相信你能丰富我，仅此而已。和知识分子打交道，尤其要试图超越这些世俗的东西，如果没有对他们很丰富的理解、很温婉而很有教养的接近，我相信任何人都会不悦的。
三、独立媒体人必然是横站的命运
我接下来谈第二个话题。在中国，不仅仅是政治记者，任何一个介入公共空间，参与公共事务的人，似乎都必须要有立场，你必须对很多事物表达自己的意见，或者就算你不表达，你也不能在各种各样的意见中淹没掉自己。什么样子的立场才是恰当的呢？打个比方你是编委，分管地方新闻的，你就考虑好你这个位置的权限和责任。如果你是总编辑，那你考虑到是战略问题方向性问题，又不一样。
在公共事务中，我们选定立场时要避免上帝和总理思维。上帝和总理都是一揽子考虑问题，要考虑到方方面面。但是你要知道，在上帝眼中，万事万物都是相互依存的一个整体啊，它没有弱者和强者的概念，没有贫和富的概念，没有正义与非正义之分啊，贫中有富，富中有贫，强中有弱，弱中有强。我们不是总理，只是一名记者。你的位置是一个记者，OK，你去干好自己份内的事；你的位置是一个知识分子，OK，你就干好你份内的事。
我们做报纸，都是对公共事务的关注，我们应该对公共事务抱持何种态度。我举两个例子。在200多年前，1762年一个晚上，夜很深，政治理论家卢梭睡梦中突然被惊醒，原来他的朋友卢森堡元帅的夫人通知他，赶快离开巴黎，因为第二天巴黎的警察就要来逮捕他，就要来查封他的住所，卢梭连夜逃到瑞士，在瑞士被驱逐，又逃到德国，在德国又被驱逐，然后他逃到英国，直到1770年，他保证不再发表对抗性的言论后，才被允许返回巴黎。在这一年底他一部非常有名的作品《忏悔录》，写了四年终于完稿。在卢梭这样一个被权力追逐的过程中，迪德诺、伏尔泰等人也对他展开疯狂的攻击，卢梭犹如丧家之犬奔逃在欧洲各国。你要知道，卢梭当年是贵妇人的座上宾，叱咤整个巴黎啊，但现在他在巴黎人的心目中一落千丈，他狗屁不是。卢梭极为痛苦，产生了一种很强的幻觉，直到十年之后，在1772年到1775年之间，他写了三篇对话，你仔细看的话就会发现，这些对话更像是卢梭为自己写的辩护词。因为他抱有希望，他希望这些老百姓理解他，他希望回到老百姓中间。但是显然，接下来的事情让他更加痛苦，1776年卢梭怀揣着《忏悔录》的手稿到处奔逃，担心手稿被别人截住然后销毁，他跑到巴黎圣母院，要藏在祭坛当中，却发现往日开着的祭坛，现在是关闭的。卢梭感到极为悲苦，他感到神灵都不帮助他，老百姓抛弃他，政客迫害他，他原来的同道攻击他。他拿着他的手稿、我们现在认为是传世之作的《忏悔录》到大街上到处散发，而没有人理会他。你能够理解他当时的心情吗？他当时为了启蒙老百姓做了很多工作，是很多达官贵人的座上宾客啊。之后他终于意识到，他与这个社会格格不入，他难以赢得别人的理解，他最后返回乡间，写了一本书，现在我们这边也有翻译，一个本子叫做《一个孤独漫步者的遐想》，或者叫做《漫步遐想录》。当你翻开这本书，如果你能理解卢梭起伏跌宕的生命的话，读起来会非常地感慨。他希望得到民众理解，希望回到人民心中，那种知识分子企图影响老百姓的抱负跃然纸上，同时饱含凄凉。在《忏悔录》当中，他追忆了和华伦夫人的友谊，但是他已经意识到了：世界不需要卢梭。和卢梭一样，开启了现代政治学的马基雅维利，在佛罗伦萨他也回到了自己的家乡，他写下了两部非常有名的书，一个是《君主论》，一个是《论李维》。他把这两部书写好后，他一直期待着，当时的公爵要召他回去，他希望返回朝廷，希望能够参与、影响公共事务，但是现实并没有给他这样的机会，他只留下了他的著作，未果而死。不知道马基雅维利在死前，是否和卢梭在巴黎派发传单时心情一样。这两个故事，一个表明了老百姓的喜怒无常，一个表明了当权者的喜怒无常。这也是此时代独立知识分子和独立媒体人所面临的现实处境。我们既不同于那些御用文人，但也并非民众的天然同盟军。独立媒体人的命运，就是鲁迅先生曾说到的横站的命运。
我这里想要表达的态度是什么呢？我们既然有志于做政治新闻，时事观察。我们一定要意识到，我们的限度和我们的位置。尼采曾经説起赫拉克利特，也可能在取笑卢梭，他说世界需要赫拉克利特，但赫拉克利特不需要世界。什么意思呢？赫拉克利特就活得比卢梭畅快多了，他本来可以继承王位的，但是他让出来了。他一个人呆在狩猎女神的寺庙附近，跟小孩子玩骰子的游戏。在罗马广场上，这是一个公共空间，诗人、修辞学家以及各种各样的人总是在滔滔不绝、口若悬河地进行政治演讲，争锋相对的辩论。唯独赫拉克利特漠不关心，就这样过完自己的一生。赫拉克利特的位置非常奇妙，他不在广场的中央，他在广场的旁边，我们对于现实的政治和公共事务不能有过度的介入，我们处在一个身处其中又超越其上的位置。不深入其中，你不能认清其中的逻辑和复杂的关系；但如果不超越其上，你就会迷失了自己，就会被这个场域所裹挟所吞没。当你处在一个边缘的位置时，你跟这些政客、政治家、公共知识分子、律师、NGO、基金会这些人打交道的时候，心态就完全不一样，你从来就没想过要和他们完成什么合谋的勾当，你只是记录，最多彼此激发精神性和丰富内在性。
但是站在边缘，依然需要对很多事情有自己的判断。就像我们现在这个国家，不仅是我们，西方也是一样，长期都是左派和右派的争斗，我们国家90年代以来开始了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的争斗，包括现在，看起来都是处在左右的争斗中。我这里说要选定立场，熟悉左右争斗的人可能马上就会想到，你是要站在左的一边呢，还是站在右的一边呢？我告诉大家的是，我不喜欢站队，不管是左派还是右派，激进还是保守，我反感站队。在当下而言，某些左派的乌托邦的幻念，以及某些右派的不切实际，都是让我很烦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就免除了这些问题对我的困惑。我只是尽可能的面对问题本身。你不能让自己贴上左派还是右派的标签，因为世界远远没有二元对立那么简单。我们刚才说了，我们所处的世界是一个非常立体化的结构，由自然、宇宙、人事、文化、制度构成的非常复杂的整体和丰富的内在。我们只是非常微小的一部分，就像沙滩上的一粒沙子相对于整个海滩一样卑微。但是每一个人都是唯一的，都有自己内在的丰富性，所谓的“一花一世界”。你必须同时意识到至少这两个方面，在这之间选定一个位置，而且这个位置是动态的。我觉得，要准确地把握好自己的立场，你不能在僵硬的事理之间进行选择，也不是在思想的派别之间进行选择，你必须对这一切保持一种高度的警觉、敏感，你要在任何情况下对任何政治思潮、社会观念、个人意见、政党言论保持足够的清醒和质疑，你要使自己时刻处于质疑的状态之中。只有这样，你才有足够的能力认清这一切，并且穿行其间，所谓的“打马丛林过，丝毫露水都不沾”。我们与复杂的生活打交道得来的那种引导，来自于常识。很多时候不要听那些所谓的“知识分子”或者政客的带有煽动性或者欺骗性的言论，当你没有足够的判断力的时候，你要培养你的判断力，必须要使自己从各种不自觉的教条中解放出来，跟这个世界有一种分寸和适度感，这样你才能跟这个世界培养起一种相对动态而从容的关系。
但是现在通过我的社会经验，我有一种多余的担忧，什么担忧呢？就是知识分子的精英话语和我们的底层话语出现了非常严重的断裂。那些精英们不愿意倾听或者很少倾听底层的声音，而且底层的人像王小波所说的，是“沉默的大多数”，他们没有说话的机会。导致很多所谓“精英”形成了一种自说自话的状态，很难形成一种互动。就我个人的偏好而言，我喜欢跟那些既有方法论训练又十分注重实证精神的学者打交道，因为他们一方面掌握了理论的方法，另一方面他们对现实有充分的把握，他们谈论的是一个真正的世界和中国，而不是一个幻想中的世界和中国。我希望大家在跟知识分子以及其他人接触的时候，保持这种质疑和警觉，保持这种人性本身的敞开，不要过多地被那些教条束缚，希望在个体的自由和社会整体秩序之间，找到一个恰当的身位。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公共生活中的友爱是比正义更重要的元素，但是在亚当斯密那里，正义却是比友爱更加重要。但是今天和诸位同仁一起，我希望《南都》同事和《云信》同事一起，带着我们对共同体的友爱，去追寻更广阔空间的正义，谢谢大家。
主持人：我们常常低头看着大地，棹元的演讲也让我们抬头仰望星空吧。我觉得他更多地谈如何认知世界、判断世界的方法论的问题，而不是具体的技术问题。
问：你说得更多的，似乎让我们像知识分子一样拥有自己的立场，拥有知识分子的思想高度，但是我们媒体不是更多地应该扮演知识分子和底层公众的桥梁作用吗？怎么去实现这个作用？否则我们很容易丧失了民众的立场？
棹元：上面我提到一种担忧是，精英话语和底层话语的断裂。对于我们每个人而言，也容易有一种分离，那就是知和行的分离。有两句话，一句叫“高高云端思”，另一句叫“深深海底行”，这大概准确的描述了我心目中的状态。我们既要抬头看天，又要低头看路，精神向上走和行动向下走相结合。你跟他交谈不是要成为知识分子，而是要结合底层，结合现实去贯通，因为你如果没有看法，没有判断力，你就听不懂知识分子的话，但另一方面你不调查，你听不到公众的声音看不到现实的世界。你提问的根基是空的，你想充当这种桥梁就只是一厢情愿。要做好桥梁，必然是使得自己在两个维度都丰富自己。
问：当我们与某个知识分子交流的时候，我们就会不知不觉地受他观点的影响，不知不觉地站在他的立场想问题，当我回到现实中看其他东西的时候，我就会不知不觉地产生一种隔阂感，有时候不知道要怎么调和这两个方面的关系。
棹元：任何一份采访性对话，都涉及到话语的节奏感到底是谁控制的问题。到底是你控制话语节奏感，还是我控制话语节奏感。很多知识分子很厉害，说起来没完没了，他的逻辑很强势，会把你吸过去，这就是我为什么说必须要有自己的判断力的原因。你必须有一个稳固的价值观，这样和知识分子打交道的时候，你才能读懂他想表达的内容，知道他还没表达的内容，你才能找出他表达中的缺陷。你需要是一个有备而来的人，所以前期冷板凳功夫很重要。另外每个知识分子的性格也不一样，有的人本来就很强势，容易把你带入到他的气息中去，比如我曾采访金庸，他就是很强势地要控制话语节奏感，但是你要知道，如果是做专访，不一定非要自己完全控制话语节奏感，但绝对不能跟着他的节奏走，你脑海要迅速对他说的话进行检测，要共同呵护这个节奏感。
主持人：我们最近做的对话中，记者提了很多空泛的问题，比如：在你的一生中最困难的时候是什么时候，你怎么克服他？你的理想是什么？以前也有记者采访过我，说记者生涯对你影响最深的是什么事情，一下子就把我问倒了。这些问题你问谁都可以问，但它是不是对于这个采访对象你应该问的问题。
棹元：你去观察媒体舆论会发现，我们很多记者提的都是相似的问题。很难提出恰当的问题，他们的问题似乎对任何人都是适用的。我和每个人对话，可能不会把问题都写下来，但是我心里有谱，包括我今天跟大家的分享，我也没有稿子，但是我列了一个提纲，知道怎么和大家分享，有个逻辑链条在里面。你要确保这个问题是为他而提的，而不是为所有人而提，只是让他回答。你要让你的采访对象感受到他的唯一性。我相信，那些聪明的受访者一旦感受到你对他的这份尊重，会将这份尊重同样反馈给你。
主持人：我最怕记者首先问我，请简单介绍一下你自己，请简单介绍一下你的工作。说明记者对他一无所知，那么这次访谈肯定失败的。
问：沈从文曾经抱着一个对自己说“沈老，您受苦了”的记者痛哭，然后沉默很久，说“知识就是一场灾难”，你怎么看？
棹元：我们固然可以通过知识、概念，更好地去把握这个世界，更好地把握自己，让我们感觉到一种安全感，但是就像我刚和大家分享的，知识是一把双刃剑，知识对人有一种奴役的作用。我们之前在一个黑屋子，知识透进来一点光，但是很有可能知识是一个更大的鸟笼，你被关在整个知识系统里面。这就是为什么有很多书呆子，这些书呆子在这个知识系统里面懂很多自己也觉得很安全，事实上他和这个世界本身是存在隔膜的。为什么沈从文会抱着记者痛哭，说明这句话击中了他的灵魂。你要知道，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能够得到这样一句理解和安慰，是多么地重要啊。为什么我的很多采访对象没有拒绝我，当然也许靠着南都的面子，如果还有别的什么原因的话，那是因为我要么不和他交流，一旦要交流我就需要开始就能击中他，让他感受到和我交流不是浪费时间。
主持人：你可以看看王小波的书。他的父母是学文学的，但是他们要求王小波学理工，王小波大学学的是数学，但他喜欢文学，他老爸还揍他。他老爸是个老知识分子，研究的是西夏，王小波问他为什么，他爸说因为西夏没几个人懂，研究起来很安全，而且研究的过程中能够得到快乐。
棹元：我还要补充一下，我们很多人觉得一个人有了知识，就好像也有了道德，有了善一样，不是这回事，这两个东西没有直接的相关性。一个从来没有读过书的人，也可能非常有教养，非常美，非常善良；一个知识很渊博的人，可能很自私。做一个记者一定要有你的精神性，你的技巧将决定你某一篇稿子的质量，但你的精神性决定了你最终的格局和可能的道路。英国诗人吉卜林写给他两岁的儿子，叫做《如果》：如果你跟村夫交谈而不变谦恭之态，和王侯散步而不露谄媚之颜……那么，你就是一个真正的男子汉了！但是平视不代表没有精神上的高下差别，我们需要提高自己的精神性。
问：如果采访一个大人物只是仰视，他说什么你就写什么，对他的批判和意见不可能写出来，这也不是一个好现象，甚至在报道里出现议论，我能看到的话就会把它删掉。
棹元：这里面还有几个问题，一个是大家平时确实不容易见到这些高官，有一个虚荣，就是觉得我和这些人吃个饭啊，或者合个影啊什么的似乎很有面子。作为一个有志于成为一流记者的人，要把自己心里这些非常世俗的念头尽量灭掉。你要知道，你做的工作跟他同等重要，并且你很可能丝毫不逊色于他。我们不要觉得和采访对象建立关系后就怎么怎么的。我很少去跟别人谈我见了某某人，除非他真的很不一般。
主持人：之前市委秘书长来我们报社做访谈，当时我让别人送他，后来别人提醒我要亲自送，不是我觉得他高官就怎样，而是一种社交礼节，就算别人到我家做客，我也要送他到我门口。以后采访官员，不要连打个电话都紧张得不得了。
棹元：就像我刚才说的，一个在波澜壮阔的大海上见过大风大浪的人，还会对二三流的水手表示崇拜吗？我觉得一个报社要是牛逼的话，牛逼的不是总编辑或者行政领导，牛逼的是一线冲锋的将士，一线每一位将士都是一只独立精锐师。这些平等观想必大家都清楚，但是你站在一个学者或官员面前，你都不能提出恰当的问题，怎么放松呢？放松，内在的实力是第一位的。
【完】
Posted: 八月 8th, 2009 | Author: 棹元 | Filed under: 时事观察 | No Comments »
明日将参加一个于建嵘召集的县政改革内部研讨会。在此贴出上月接收《小康》杂志关于县政危局的访谈。
小康杂志关于县政危局的专题链接如下：http://news.sina.com.cn/c/sd/2009-07-03/151718148897.shtml
《小康》杂志记者李秀江
李秀江：您认为中央前所未有的对县级主要领导进行大规模培训的背景和目的是什么？
棹元：对县政的空前重视与近年来中国社会结构的急剧变化是密不可分的。通过2008年的多起群体性事件，我们可以观察到，社会底层特别缺乏有效的利益表达渠道和公正的博弈机会。而在金融危机和信息技术进步的双重背景之下，随着社会底层对于利益分配公正性的要求日益高涨，可以说社会危机是一触即发。而在中国的五级行政体制中，县域属末梢，事权最重而财权有限，面对的压力可想而知，这是中国政治最具有不确定性的政治断面。而这个断面背后涉及到是，中国的纵向权力合理分配的问题。这是毛泽东当年十大关系里面都论述的重大问题，迄今仍然是一个大问题。在危机催生之下，一个起码的要求是要保证政令畅通。历来有深刻忧患意识的中国共产党人，自然会加强对这个断面的控制力。短期的目的在于维持一个更稳定的政治结构，和更有效的行政集团。而放眼来看，县域政治也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有效突破点。
李秀江：您认为“县政”在中国的行政架构中，存在哪些急需改进的地方，比如，财税制度、司法制度、人事任用等等？今天的“县政”在整个行政架构中是否被边缘化？
棹元：在目前单一五级行政体制下，尤其是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县政在行政架构中，财权是被长期边缘，但事权却是日益在增加。因为财权和事权的矛盾日益凸显，所以我们才意识到，单一制国家必须要对地方分权做非常深入的制度算计。而县政问题其实就是当前中国地方分权的一个核心问题。由县域所贯穿的财税制度，司法制度和人事制度都存在改革之处。单拿人事制度来说，县域官员本来是应当和当地公民水乳交融的，但从现在的权力来源上看，他是上级任命，属于行政代理，在权力链条上恰恰是距离本地公民最遥远。而我们难以奢望一个遥远中央政府的行政代理人对本地公共政治负责。这种代理人关系背后无法构成对等政治权责关系，所以也很难寄望于官民信任。其实上世纪80年代的权力下放和民族区域自治，都体现了高层对于单一制政体的适当修正。今后的进一步改革，当尽可能的尊重地方主体性，继续沿着这条路子走下去。
李秀江：当前，“县政”与民众发生利益冲突问题最多的是哪方面？您同意“县政”是中国腐败的“重灾区”的说法吗？
棹元：这种冲突问题最多的，还是土地问题。在中国土地国家和集体所有制的原则下，在具体的土地产权问题上，是模糊的。正是这种制度的模糊性，为地方官员的权力寻租留足了空间，但部分的勾销了责任和风险，所以导致县域出现了诸多的腐败事件。腐败问题已经呈现结构化的趋势，所以单纯谈“县政”是中国腐败重灾区，这种观点是对的，既是片面又是避重就轻。
李秀江：中国的经济改革已经进行了30年，那么，您认为，现在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时机成熟了吗？“县政”改革是否可以成为中国整体改革的突破口？
棹元：学界对行政体制改革普遍有一个误解，认为这只是一个行政改革的问题，其实不然。从表面上看，行政权是最为巨大的权力体系，但在某种意义上讲，中国的行政权力只是一个影子式的权力。行政权的边际界限不清晰是一个严重的问题，而行政权内部的界限划分同样不明确，因此中国目前的行政权运作大多是依靠政治观念的引导和政党部门的推动。这样来看，就不仅需要我们采用政府治理的观察视角，还需要把政府体制改革问题放在政治要素结构中去考虑。这涉及到的是整个政治结构的改革问题，其实是一个建构国家的行政权合理地划分的政治问题。
对于今天的中国政府体制改革而言，还面临一个严峻的问题，那就是国家利益部门化、部门利益博弈化、利益博弈公开化造成的政府权威流失。这不是一个单纯的道德号召和党性教育就可以解决的问题。这是一个深层政治问题在部门和个人利益问题上的投射。因此，将政府行政体制改革的问题作为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对待，而不是草率地作为一个行政问题对待，对于进一步的改革具有决定性意义。
从近年来社会情势的变迁来看，必须要对“县政”做出改革，如果能够顺利的转变管制性思维，“县政”改革将是进一步改革的突破口。
李秀江：您认为理想中的“县政”应该是怎样的？当前县级主要领导最重要的是提高哪方面的素质？要实现怎么样的转变？
棹元：理想中的县政当充分的体现自治精神和现代政治规则。而当前县域主要领导最需要提升的是政治担当意识和政治责任伦理。要实现这样的转变，既需要其自身的政治良知，又需要权力结构的内部监督，最重要的，是老百姓手里握有实实在在的监督权和选举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