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福珍自焚凸显中国政府内在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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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如一柄铁锤，唐福珍自焚事件一直压着胸口。一杆国旗和血肉之躯，并列在家园之上，仍未能挡住地方政府的步步逼近，绝望的公民在国旗旁点燃了自己的身体。央视反复播放的画面，夹带着无声的窒息和绞痛，被克制的愤怒仍在积蓄蔓延。这些天来，无论是私人聚会，还是公共舆情，都在反复临摹这幅画面，以及背后日益鬼魅的中国图景。

这些年来因拆迁征收出现的恶性冲突事件，触目惊心。每一次事件发生，都有废除现行拆迁条例的声音，都有呼吁政府尊重法治的声音。然而一而再的，冲突再次重复，地方政府依然我行我素。民怨的不断累积与地方政府的独断专行，日益撕裂着当前中国的社会心理。

唐福珍自焚事件发生不久，金牛区的城管局长就被撤职，然而这并没有阻挡汹涌的愤怒和怨恨。在六年前，南京也有被拆迁户自焚的事件，传统的管制思维那时尚有一定效果。如今，唐福珍自焚的极端性事件经由媒体的广泛传播，已经使得那种寄望于个体官员的撤职和舆情的焦点转移来化解社会冲突的陈旧套路，变得几无可能。

传统管制思维下的修补策略已经失效，相信中央政府对此也是心知肚明。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很多人所期盼的中央政府并未在此问题上有所作为。如果将唐福珍自焚的极端性事件，放在中央和地方政府博弈的张力中来审视，则可以看出，此事件凸显了中国在纵向权力格局上所面临的内在难题。

毋庸置疑，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发动机，地方政府这些年为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确实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而这种作用在当前中国经济必须保八的背景下，无疑尤显重要。然而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对公权力的滥用，在城市化过程中引发了越来越多的社会冲突。当前社会危机日益突出，与地方政府的过度工具化密切相关。可以不客气地说，很多地方政府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麻烦制造者，严重地损耗着政府整体的正当性。

具体到拆迁征收背后的土地问题上，地方政府实际上已经成为国有土地的把控者，就算是集体土地也可以轻易国有化，进而实际控制。在对土地的腾挪转移中，地方政府享尽好处，却将风险与危机实实在在地转移给了中央政府，以及整个政治结构。这就意味着，在涉及土地的交易过程中，地方政府获益最大，且多是以牺牲政府整体正当性和农民利益为前提的。

极大的收益却只对应着极小的成本，这自然大大刺激着地方政府多征多卖的无尽欲望。围绕土地就出现一个循环的局，当这个局越做越大，就渐渐走入一个死角。在地方政府膘肥体壮的同时，两大危机也日益凸显：其一，地方政府的基础设施投资大多靠土地抵押和出让，存在巨大的金融风险；其二，政府在对集体土地征收过程中，是以牺牲农民的权利为代价的，造成巨大的社会风险。这双重风险都暗含着巨大的社会危机。

尽管如此，中央政府对于经济高速增长的现实要求，又使得对地方政府不得不存有相当大的容忍度。中国的纵向权力分割本身就有很大的模糊性。近些年来，当社会冲突发生后，上级时常默认下级简单粗暴的处理手法。然而，随着社会危机日益显化和深化，这种不能多方共赢的模式迟早将被打破。

打破的力量既可以来自社会性抗争，也可以来自中央政府主动的制度求解。既要保证地方政府对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贡献，又要遏制地方政府将政府信用丧失殆尽引发的社会政治危机，对于中央政府而言尽管有些左右为难，但这种难题已经随着社会冲突的日益广泛而显得不容回避。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