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NGO需尝试协作救灾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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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久以来，由于社会的良善之心难以转化为有效的援助行动，所以善良的人日渐沉默，积极的情绪日益减少，而消极和怨恨的情绪增多。

那种消极，沉闷，悲哀，无力的气息是最可怕的病毒，它只会让恶的力量变得更麻木，更恶，而善良的人变得更善良，也更痛心。社会必须变得更有力量，而当务之急首先是自救机制的培育。如果社会的积极力量不行动起来，那么可以预想的是，下一次的灾难依然是消极乃至于怨恨的情绪蔓延，依然是无能者的表演和失意者的悲情。

随着自然社会生态的急剧恶化，未来还充满很多不确定性。在这样的情势之下，民间的健康力量显然需要有所准备，尤其是对潜在灾难要有所准备。民间社会需要做好灾难的预防性救援机制，而不是坐等灾难来临之后，依然再一次无力地叹息，苍白的呼吁。而这种协作援助功能的实现，当前只能寄望于灾难援助类NGO，尤其是彼此跨地域，跨领域的协作。

中国的资源聚合和分配是非常奇怪的一种模式。从最偏远的地区，到小城市，省会再到北京，中国的资源是逐级聚合，吸收，而资源的分配却像一个喷泉，从一个中心点向外发散。这样的一个结果就是，越是远离中心的，外围的，接受资源越是困难。

单就这次西南大旱而言，一个最突出的矛盾就是，越是靠近城市的地区，援助会更容易，资源也越容易抵达，而越是偏远地方，也是救助资源的疏导末梢，援助的成本就越高。然而这种最偏远的地区，往往是灾情最重，自救能力最薄弱的地区。他们最需要得到帮助，然而由于资源的传导成本等各种原因，使得他们只能接受最微弱的援助，甚至于只能听天由命。

中国NGO的协作机制的尝试，将降低资源传输的成本，减少资源消耗。然而NGO在中国的起步很晚，很多NGO仍然囿于地域的区隔，没有与外界建立梯层式，常态化的呼应机制。NGO人士在专注于自身能力建设之外，也需要尝试协作模式。如果不能打破NGO领域的“条块分割问题”一旦面临大灾难，除了信息共享之外，根本就不可能对灾难进行有效的援助。

而要对灾区进行有效的援助，县城NGO是非常关键的节点。围绕县域NGO展开梯层式救助将会更有效果。外围形成县城NGO的资源储备库，时刻将物资、技术、服务转送到县城NGO，再由县城本地NGO将服务和物资送抵到乡镇和村庄。而在此过程中，借助互联网的信息聚合是基本的前提。经过多次磨合和训练，一个常态化的救灾链条或可实现。这样的救助链条越来越多，社会才会有骨架，灾区内外的人们才不会同时感到如此孤立无援。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中国，仍需逼近现代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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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主动求解，抑或半推半就，还是最终被迫上车，从中国社会心理和社会结构的角度来看，中国已经到了一个政治决断，宪政布局的关键时期。

单纯的道德义愤绝不能骂出一个转型局面，而祈望圣主的浪漫愿望也绝不会使得不受约束的公权力大发善心而主动受缚。更积极的转型局面只能基于中国政治的内在难题，而当务之急是使得这一内在难题日益公共化。这一切都有赖于民间力量的持久推动。近年来民间社会的成长可圈可点，点滴累进固然重要，而值此深度转型之际，基于中国现实政治的总体筹划则尤显必要。

然而随着时局的深入发展，知识界却显得与时局日益疏离。一方面是由于潜心于实证研究的知识分子声音尚未得到有效关注，更大的原因则在于文革后知识界作为一个整体从现实政治的实际后撤，至今仍然保持着静守书斋的清高传统。知识人多专注于精致的道德文章，而恪守政治理性并苦心孤诣探寻转型真问题的学者过于稀缺。

棹元受邀参加美驻华大使馆座谈会

棹元受邀参加在美国驻华大使馆举办的座谈会，将观看并讨论国务部长希拉里在华盛顿的关于“互联网自由”的讲话。希拉里的讲话将阐述美国外交政策的新基础，范畴覆盖人权，发展，技术和创新 。

to discuss and view a recorded copy of the speech Secretary of State Hillary Clinton will deliver in Washington, D.C. on internet freedom. The Secretary’s speech will stake out new ground for U.S. foreign policy, in an area where human rights, development,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converge.

· 驻华公使金瑞柏将主持座谈，与会者将包括来自使馆的政治，经济和公共事务部门的代表。来自广州和上海领馆的参加者将通过电视会议的形式加入讨论。

· Deputy Chief of Mission, Bob Goldberg will open the Embassy’s event and participants on the panel will include representatives from the Embassy’s Political, Economic, and Public Affairs Sections.  Participants from Guangzhou and Shanghai will join the discussion by DVC.

上次受邀参加奥巴马访华的吹风会后，棹元就暗自感叹，互联网的多中心模式，直接促使美国外交战略的转变。一个是互联网信息革命的背景，一个是充满不确定性的转型大国，美国政府注重公众外交的战略显然是聪明又及时的。对比之下，中国政府也当总结哥本哈根会议的教训，及时调整传统的外交模式。更多讨论情况，棹元将在推特上发布座谈会实况。推特账号：@brimstary

唐福珍自焚凸显中国政府内在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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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如一柄铁锤，唐福珍自焚事件一直压着胸口。一杆国旗和血肉之躯，并列在家园之上，仍未能挡住地方政府的步步逼近，绝望的公民在国旗旁点燃了自己的身体。央视反复播放的画面，夹带着无声的窒息和绞痛，被克制的愤怒仍在积蓄蔓延。这些天来，无论是私人聚会，还是公共舆情，都在反复临摹这幅画面，以及背后日益鬼魅的中国图景。

这些年来因拆迁征收出现的恶性冲突事件，触目惊心。每一次事件发生，都有废除现行拆迁条例的声音，都有呼吁政府尊重法治的声音。然而一而再的，冲突再次重复，地方政府依然我行我素。民怨的不断累积与地方政府的独断专行，日益撕裂着当前中国的社会心理。

唐福珍自焚事件发生不久，金牛区的城管局长就被撤职，然而这并没有阻挡汹涌的愤怒和怨恨。在六年前，南京也有被拆迁户自焚的事件，传统的管制思维那时尚有一定效果。如今，唐福珍自焚的极端性事件经由媒体的广泛传播，已经使得那种寄望于个体官员的撤职和舆情的焦点转移来化解社会冲突的陈旧套路，变得几无可能。

传统管制思维下的修补策略已经失效，相信中央政府对此也是心知肚明。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很多人所期盼的中央政府并未在此问题上有所作为。如果将唐福珍自焚的极端性事件，放在中央和地方政府博弈的张力中来审视，则可以看出，此事件凸显了中国在纵向权力格局上所面临的内在难题。

毋庸置疑，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发动机，地方政府这些年为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确实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而这种作用在当前中国经济必须保八的背景下，无疑尤显重要。然而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对公权力的滥用，在城市化过程中引发了越来越多的社会冲突。当前社会危机日益突出，与地方政府的过度工具化密切相关。可以不客气地说，很多地方政府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麻烦制造者，严重地损耗着政府整体的正当性。

具体到拆迁征收背后的土地问题上，地方政府实际上已经成为国有土地的把控者，就算是集体土地也可以轻易国有化，进而实际控制。在对土地的腾挪转移中，地方政府享尽好处，却将风险与危机实实在在地转移给了中央政府，以及整个政治结构。这就意味着，在涉及土地的交易过程中，地方政府获益最大，且多是以牺牲政府整体正当性和农民利益为前提的。

极大的收益却只对应着极小的成本，这自然大大刺激着地方政府多征多卖的无尽欲望。围绕土地就出现一个循环的局，当这个局越做越大，就渐渐走入一个死角。在地方政府膘肥体壮的同时，两大危机也日益凸显：其一，地方政府的基础设施投资大多靠土地抵押和出让，存在巨大的金融风险；其二，政府在对集体土地征收过程中，是以牺牲农民的权利为代价的，造成巨大的社会风险。这双重风险都暗含着巨大的社会危机。

尽管如此，中央政府对于经济高速增长的现实要求，又使得对地方政府不得不存有相当大的容忍度。中国的纵向权力分割本身就有很大的模糊性。近些年来，当社会冲突发生后，上级时常默认下级简单粗暴的处理手法。然而，随着社会危机日益显化和深化，这种不能多方共赢的模式迟早将被打破。

打破的力量既可以来自社会性抗争，也可以来自中央政府主动的制度求解。既要保证地方政府对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贡献，又要遏制地方政府将政府信用丧失殆尽引发的社会政治危机，对于中央政府而言尽管有些左右为难，但这种难题已经随着社会冲突的日益广泛而显得不容回避。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最需要拆迁重建的是权力结构

城市规划设计的人是个瞎子，给钱就干！——当我昨晚在《巴里亚》中看到对城市规划者的嘲讽时，深以为然，尤其是北京的城市规划者。

我住在北京的二环边上，这栋公寓前有广场后有球场，灯光暖和，生活需求都能满足。比起很多公寓，这已经是有些居住氛围的了，但这依然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孤岛。这座公寓与周围的建筑完全隔离，只有门前一条单向的马路。仔细观察的话，其他建筑也差不多是孤岛，这些建筑完全不考虑和周围建筑的关系。单个的看，座座建筑似乎都体体面面，但整体来看，他们彼此较劲，互相冲撞，似乎一阵风来，他们就要干上一架。这种建筑之间，彼此没有话语，也完全看不到他们的呼应和内在的尊重。

除此之外，建筑也完全不考虑和建筑群的关系，也不考虑和整座城市的融合程度。从北京城上空俯瞰的话（有位朋友曾给我看过俯瞰照片），除了天安门广场的中心残存些规整外，周围因为这些年的拆迁，到处散落的，都是些孤立的建筑和建筑群。这些碎片式的建筑，他们碎片化，但是却紧紧地环绕着天安门。整座城市在建筑格局上呈现出一种松散的一元化格局。

今年10月我曾回过一趟老家，广场上有很多人在自发的跳舞，演戏，打牌。有些巷子也是排开了场子，喝茶或者下棋。看着那一幕，我心底涌起暖意。四川城市的建筑就承载了很多公共性，不像北京。极端点说，北京似乎只有两种建筑：广场和“监狱”。天安门广场看似承担了最大的公共性，然而因为中国政治的特殊使然，使得这种公共性只有在非常时刻才能显现出来。剩下的就只是这些“监狱”，他们看似凑在一起，但实际上毫无瓜葛。上次和程YZ聚会，他说及他所在的社区，就认识两户人，一户是杨B一户是其儿子的同学一家。没有邻里的概念，也无公共社区生活。程所居住的社区算是很高档的社区了，这样的社区都不承载公共性，遑论其他的公寓或者小区了。

整座城市，几乎少有什么建筑，去承担任何公共性——这多么不可思议，而这种建筑格局和这个体制结构又是多么地想象：一元（有些松散），封闭（有些空隙），孤立（有点联系），带些碎片化。这种建筑格局所呈现的物理空间，和一元化的权力空间遥相呼应。当前，除了最核心的DG权力外，其他社会性权力目前来看仍然是破碎的。

物理空间和制度空间都是一元的情况下，虚拟空间大概是一个突破口。而这些天广电总局也开始大肆拆迁，关闭了好多站点，所谓的打响互联网安全保卫战。这所有的放肆背后，端赖于是一个一元化的不合理的权力结构。为了避免那么多无辜的拆迁故事，当前最需要拆迁的是不可一世的一元化权力，重建现代国家的权力结构。

一个基本的共识要拿上台面

昨天从中午到晚上1点半，三个不同场合，听和说的脑力活动搞了一天。下午是一个内部研讨会。胡德平有个发言。他提到了他父亲胡耀邦当年给毛泽东写过一封信，说我们名义上是全民所有，其实是全民所无。现在我们对这种事实早已心照不宣。这种打着全民所有的国有，其实现在都变成了利益集团的后花园。胡德平提到，现在很多人分不清政府和国家等关系。我当时竖起耳朵，想看他能够说到哪一步。但很显然，他不可能再深入说下去了。

现在市场经济搞了这么多年，大概没有人怀疑，产权的极端重要性。当前我们谈改革，总是修修补补，不谈核心改革问题。拿产权问题来说吧，我认为首先要搞清楚党产和国产的边界。流行了很多年的一句话是：党和人民的利益。所谓的党和人民利益高度统一。真的是一回事吗？

前不久一个副局长说了一句话，你到底是为党说话，还是为人民说话。这句大实话背后的意思是，党和人民的利益不是一回事。这是我们的常识判断。而从理论上来讲，按照现代组织学的原理，任何一个组织，都有其利益基础和边界。在一个现代国家的框架下，首先要承认党有自身利益，然后我们才能根据其利益边界去界定清楚，什么是党的，什么不是党的。界定清楚了，我们才好监督啊，不然都是你家的东西，我怎么监督？就像前些日子风传的一篇文章谈到的，一个基本的共识要拿到台面上来了，那就是：这是国家的党，而不是党的国家。（担心很快被封不好玩，标题就取平淡些罢了）